文∕本刊記者 劉鵬
生意場上總是離不開白酒。當年經營特產生意的黃文忠每次打開酒瓶時，都會聞到一股刺鼻的“酒味”。“這個酒有沖勁兒、刺鼻，這就是酒的本色——當時我也這樣以為。”
后來，黃文忠嘗過的酒越來越多，逐漸發現有些酒刺鼻的味道小一點，有些酒刺鼻的味道大一點，尤其是價格越高的酒，這種刺鼻的味道越少。
一番探究之后他才知道，白酒有純糧釀造的，也有用食用酒精勾兌的。食用酒精越少，酒越不刺鼻，也更容易入口。然而，純糧酒價格卻遠高于后者，甚至有些價格不菲的白酒，也不能保證沒有加入食用酒精。
其實“刺鼻”還只是口味上的區別。當身邊有朋友被查出酒精肝、酒精上癮甚至因此病逝時，黃文忠意識到，食用酒精對身體的危害也不小。“他們喝的酒可以說80%都是食用酒精勾兌的酒。”但純糧酒對身體傷害小多了。“就算是晚上喝多了，第二天早晨起來也沒什么感覺，對工作、學習也沒有什么妨礙。”
“既然純糧酒口感更好，對身體傷害也更小，為什么不能把價格再低一點，讓廣大老百姓也能喝上好喝的純糧酒呢？”于是，黃文忠開始研究白酒，并有了做純糧酒的想法。
“中國白酒已經迷失了方向”
黃文忠發現，白酒最早就是純糧釀造，是不需要用食用酒精的。但上世紀60年代糧食短缺，“為了節約糧食，縮短工期，擴大產量，白酒新工藝應運而生。新工藝白酒用食用酒精為主料，或直接加水和香精，或用固態發酵的酒液勾調，或用酒糟串蒸而成的白酒。由于其工藝簡單，節約成本，并且能大量廣泛生產從而得以在社會上廣泛生產應用。”
“我們可以理解以前用食用酒精勾兌酒，因為當時糧食的確緊張。但現在糧食每年都是大豐收啊，對不對？這時就不應該再用食用酒精了。科技的發展沒有帶動釀酒技術的發展，而是提高了用食用酒精勾兌的技術。”黃文忠認為，現在的白酒已經偏離了本意。
當然現在也有純糧酒，但價格要高很多。“那低端消費群體怎么辦？”黃文忠覺得，現在國家允許使用食用酒精，可能是出于低端消費群體的經濟能力的考慮。
純糧酒不僅僅是產品與工藝的概念，更是白酒文化價值的根基。
通過與國外蒸餾酒的比較，可以對比出中國白酒的不同。“白酒在國外，它的概念不一樣，基本上不強調糧食作用，只是強調一種飲品，一種酒類飲品。所以國外更提倡28度、18度，比如韓國的酒就在十來度，日本的清酒也是20多度。”黃文忠認為，白酒在國外是一種“消遣品”，“他就是食用酒精，度數低，喝了對人達到了喝酒的效果。”
而在中國，白酒是作為一種享受品，甚至是奢侈品來呈現和發展的。老祖宗就強調了酒是糧食精，是享受品，甚至是奢侈品。酒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，也是很多現在經濟活動的主要載體。而這一切，都是由白酒獨特的、傳統的白酒釀造工藝來承載。
但工業化卻會傷害給這種傳承。“流程化標準化生產出來的東西，與自然演變出來的東西，能一樣嗎？”黃文忠認為，中國人都講究“原汁原味”，但標準化生產出來的只能是“快餐”，而不是生活，更不是享受。
“中國白酒已經迷失了方向，到底酒是做什么的？忘掉了。酒的概念是什么？它是一個深層次的東西。”
當黃文忠決心要做純糧酒之后，他考慮的是，如何讓自己的純糧酒有所差別？他總結了兩點：
第一，要做就做得徹底，所以堅持所有產品只做純糧酒，不加一滴食用酒精、不加香精。“目前還沒有哪個品牌是宣傳自己只做純糧酒。我們要做第一家。”
第二，降低純糧酒的終端售價，讓普通老百姓也能喝上純糧酒。“茅臺、五糧液是純糧的，高端酒也是純糧的，但老百姓喝得起么？我要讓純糧酒平民化。”
黃文忠將這個想法與一些經銷商朋友溝通后，得到的回應一致是：“只要是純糧酒，我們就做！”這更讓他信心倍增。
但信心滿滿之后，現實中的困難依然重重。作為一家經銷商，如何保證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不加酒精、不加香精？純糧酒成本本來就高，再加上白酒銷售環節重重，每道環節都要吞噬掉相當的利潤，如此下來，如何保證價格能夠平民化？
“收購一家酒廠，我自己生產、自己銷售，既能保證產品質量，又能減少中間環節，保證價格。”黃文忠覺得這是惟一可行的方案。
于是，山西酩醍酒業就此誕生。
現在，酩醍的純糧酒最便宜的終端售價只要50元左右，這個價格是大眾檔位的消費。“以后大家一提到酩醍，就知道是純糧酒；一說起純糧酒，就想到酩醍。這是我努力的方向。”
“我們不想只做成百強企業，更希望做成百年企業。只靠賺錢的企業不可能長久，要有‘天下為公’的責任，為客戶、為消費者著想，才能成為一家受人尊敬的企業。”黃文忠覺得，讓純糧酒平民化，就是一種“天下為公”的理想。
不過對他而言，理想之下，還有更現實的問題需要解決：產能不足。“雖然我們原酒儲備沒問題，但成品酒也需要一定的存放時間，就算是生產好裝瓶之后，最少也要存放15天才能出庫。”黃文忠為此很苦惱，“現在產品供應不上來啊，剛有一車貨，馬上就被分掉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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